当前，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尚处于起步阶段，改革理念虽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具体实践仍深受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惯性的制约。从应然的理念认同到实然的落地转化，至少还需在以下方面深化改革。

一、培养定位：锚定产业需求，深化供需耦合机制

培养定位从“发展智性力量”转向“服务产业需求”，绝不能仅停留于理念层面的价值宣示。当前，尽管“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已成为政策共识，但具体落实层面仍面临困境：理念上的产业本位与操作上的专业惯性并存，宏观层面的产业需求难以精准传导至微观的人才培养环节。摆脱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将“产业需求导向”的理念嵌入人才培养网络的微观机制中。

人才培养定位应突破传统的由产业需求刺激至培养输出响应的线性塑造机制，构建产业前端解码与培养后端编码同步的塑造机制。具体而言，依托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及新型研发机构，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实时捕捉关键技术岗位的技能演变趋势，将模糊的产业痛点解析为可量化的能力图谱。与此同时，将解码后的能力图谱作为专业建设的“源代码”，并非简单地调整课程比例，而是要求集群培养方案必须涵盖对3—5年后产业技术的预判性内容。这表明培养定位不仅要契合当下岗位需求，更要着眼即将出现的岗位，使高技能人才能够凭借超越当前产业平均水平的认知能力进入集群，进而反向推动产业技术升级。

这种前瞻性、敏捷性的人才培养定位要求，必须打破传统专业设置僵化滞后的行政藩篱。传统专业设置呈现僵化状态，究其原因在于其依赖行政化的资源配置体系。专业的新设与撤销，均会引发一系列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涉及教师个人切身利益的变革，因此，需构建专业对接产业的“敏捷响应”机制，取消固定的专业教研室建制，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产业特定技术领域的“课程组模块”。当新兴产业需求出现时，学校无需再受限于申报新专业的长周期审批流程，而是能够直接从“能力超市”中调用已有的基础能力模块，并整合行业资源迅速开发出短缺的“核心能力插件”，实现“即插即用”式的快速响应。这种模块化重构实质上是打破传统学科知识壁垒、依据产业链逻辑进行知识重组的“边界跨越”过程。

二、培养模式：遵循工作逻辑，构建实境育人范式

当前，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已在职业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很多时候仍是知识逻辑的变式呈现——项目被简化为知识点的应用练习，而非真实工作任务的完整复现，这种脱离真实情境的教学难以支撑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为此，确立以工作过程为组织核心、以工作任务为学习单元、以工作情境为学习场域的“工作逻辑”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然而，这一模式的实施高度依赖企业的深度参与和真实资源的投入。当前，企业往往因缺乏实质利益回报而动力不足。鉴于这一客观现实，需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一是完善人才培养效益反哺机制。“企业在参与产教协同育人中，可能会因为消耗过多企业优势资源，导致企业把握住了政策风险却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唯有让企业认识到参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物有所值”，方可持续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达成跨界多主体协同育人目标。一方面，建立“技能产权交易”制度，将隐性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企业资产。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将企业独有的工艺流程、操作规范、故障处理案例库，共同开发成“技能模块证书”课程、教材、虚拟仿真软件等教学资源。该教学资源明确界定知识产权归属，一旦被纳入学校学分体系或被其他企业采购为员工培训课程，所产生的学费与版权费等收益，由学校、企业、开发课程的技术骨干按比例分成。企业可以将其作为“知识资产”计入公司资产负债表，在未来融资、上市或并购中体现其价值。另一方面，建立“产业人才数据银行”，将培养过程转化为行业人才征信体系。由政府指导、行业协会集成组建“产业人才数据银行”。学生在校期间，所有由企业教师参与的评价、完成的真实项目、获得的技能认证，均被记录在区块链上，形成不可篡改的“学生能力画像”，并录入“产业人才数据银行”。企业对“产业人才数据银行”的贡献度，如派遣导师的数量、提供项目的质量、参与评价的准确性，决定了其在数据银行中获取人才信息的权限和信用等级。参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频次越高、程度越深、举措越实的企业，在未来产业人才争夺战中将拥有更精准、更低成本的“数据优势”。上述机制通过产权激励与数据赋能，有效化解了校企合作中“知识共享悖论”带来的动力衰竭问题，为多中心知识治理提供了制度范式。

二是推行逆序开发课程建设机制。激发企业参与动力仅是前提，确保企业经验有效转化为教学内容才是关键。《意见》推行“三主编”教材编写模式，旨在融合企业经验的默会性、学校知识的系统性与行业视野的宏观性。然而，若三方缺乏共同的“工作界面”，这一模式极易沦为三类主体的机械拼凑，无法实现知识的情境化重构。秉持逆序开发原则是落实“三主编”编写教材的关键策略，这一原则要求，产业真实项目应作为教材建设的“范导性”本体，彻底翻转“先有知识体系、后找应用场景”的传统逻辑，确立“先有真实项目、后生知识体系”的全新范式。产业真实项目不再是理论知识的附属示例，而是课程生成的原点与立法者。为确保项目牵引下知识学习的系统性与覆盖面，需超越对单一项目的依赖，转而构建一个由核心项目、支撑项目与拓展项目共同构成的“项目群”矩阵。核心项目锚定典型工作过程的完整性，支撑项目提供专项技能与知识的多情境重复，拓展项目则负责引入技术迭代的前沿变量。这一“项目群”共同构成课程的内容主体，确保学生在经历一个项目周期后，所习得的能力结构能完整覆盖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最终形成的课程，不是“关于项目”的知识汇编，而是一个由多重项目交织而成的“工作过程连续体”在教学时空中的展开。学习者进入课程，即意味着进入一个由项目群编织的、高度仿真的产业生态系统，知识的习得内嵌于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的项目推进路径之中。在这一机制下，企业专家、学校教师、行业权威不再是围绕“如何编书”进行协商，而是共同服务于“如何让这个‘项目群’具有可教性”这一核心目标，三方基于各自专长，对项目进行教学化改造——企业专家负责解码项目中的默会知识与技术诀窍，学校教师负责搭建支持学生攀登的“脚手架”，行业权威则确保项目的技术前瞻性与标准合规性，从而形成协同创新的“三主编”共同体。

三是健全产业实境育人机制。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后，知识生产场域从大学校园向社会“弥散”，知识创新发生于真实的应用情境之中。人才培养的终极场域不应是模拟实训室，而应是真实产业现场。当前，职业教育项目教学之所以沦为知识点的应用练习，根本原因在于“情境的真实性赤字”——学生接触的是经过教学化处理的“纯净项目”，而非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协同创新的真实任务。鉴于此，应在区域主导产业集聚区，由政府、龙头企业与职业院校，在企业内部或紧邻企业共建“产业学习工厂”，实现生产线即教学线、生产任务即学习任务。学生在真实的生产节律、工艺标准与市场压力下沉浸式学习，推动人才培养从“在环境中模拟”向“在情境中实战”跨越，确保学习内容是“工作本身的知识”，而不是“关于工作的知识”。“产业学习工厂”作为边界跨越的实体空间，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成为分布式知识生产与高阶技能习得的孵化器。

二、培养评价：引入效用审计，重塑质量刚性约束

当前，产业界虽被纳入人才培养评价主体，但其意见往往被“稀释”于教育系统的自我评价框架中，话语权被虚置，未能真正撼动教育系统“客观知识性评价”的霸权地位。如不能有效扭转这一状态，对高技能人才培养成效的评价，就“如同那些使用‘坏掉的罗盘’和‘未校准的气压计’航行”。基于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强制性的外部纠偏机制，彻底重构评价主权。

一是重构评价权力，增强产业界的话语权威性。长期以来，高技能人才培养存在“主体假象”问题，尽管行业企业被邀请参与评价，但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通常由职业院校主导。这表明，培养成效评价的标准仍掌握在学校手中，行业企业参与评价时，仅扮演“咨询者”或“配角”的角色，本质上是多个主体使用同一套评价标准，唯一的差异仅在于参与主体数量的增加。这种“客随主便”的评价方式未能切实反映“用户”需求。为提高产业在人才培养评价中的话语权威性，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应联合指导设立“产业效用审计委员会”。该委员会并非松散的咨询机构，而是拥有实质裁决权力的独立第三方。委员会成员由教育、工信、发改、行业协会，以及区域内同产业链的头部企业人力资源总监、总工程师及技术专家等构成，并独立于教育行政系统之外，赋予其对职业院校专业存续的“否决权”。这样一来，产业界不再是被动的“阅听人”，而是掌握人才培养质量乃至学校生存的“审计师”。这种评价权力的让渡，是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中“社会问责”机制的刚性回应，旨在打破教育系统内部“自我确证、自我循环”闭环，迫使职业院校真正将办学转向“回应产业真实需求”。

为避免行业企业在行使“否决权”中的权力寻租或流于形式，在权力制衡上，委员会实行固定任期与强制轮换制，每年按不低于三分之一的比例进行成员更替，防止利益固化，审议过程遵循公开透明的同行评议原则；在动机约束上，成员企业参与审计的行为记录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并接受第三方独立审计，防止公器私用。与此同时，政府对履职优秀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项目申报倾斜等激励，使其获得制度性回报。

二是重塑评价指标，增强人才质量的产业适配性。高技能人才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复刻既有知识，而在于面对复杂产业问题时展现出的知识迁移与创新能力。因此，对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不能囿于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譬如考试成绩、顶岗实习表现、参与企业项目成果、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等，而应拓展到毕业后在工作过程中服务产业的能力，包括首岗适应周期、技术改良贡献率、跨岗位迁移能力等，以便更加精准度量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实际“拟合度”。这意味着评价指标体系需从“输入端的知识累积测度”转向“输出端的实践效能测度”，真正建立以绩效与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新维度。

三是构建反向问责清单，强化结果运用的力度。为保障“产业效用审计委员会”的决议落到实处，必须建立与评价结果硬性挂钩的问责机制。一方面，施行熔断机制。若某专业连续两届毕业生在“产业效用审计”中的核心指标（如问题解决能力）低于预设阈值，审计委员会有权启动“黄牌暂停”机制，暂停其招生资格。专业整改需依据“产业问题库”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经审计委员会复核通过后，方可恢复招生。另一方面，有效运用财政杠杆。教育行政部门应将审计结果与财政拨款直接关联。在分配中央财政用于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时，对审计结果为优秀的专业给予“产业适配溢价”奖励，以此激励学校主动推进产教融合的深化；对审计不合格的专业削减办学经费，倒逼学校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问责机制与资源配置的硬性挂钩，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治理生态，确保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真正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智力引擎。节选自《职教论坛》2026年第8期
初审：王妙然
复审：管晓媚
终审：管晓媚